战疫专访 | 何道峰致公益人：在大历史的视野中精粹洞见、苦练持守
导读：
2020年，新冠疫情席卷全球。截至北京时间4月7日16时，全球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超过135万例，近7.5万人因此被夺去生命。其中，作为重灾区的美国，已有近37万人确诊，1.1万人死亡。正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所说，这种病毒对社会的穿透力是不分国界的，它所引发的政治和经济动荡可能会持续几代人。
在此背景下，3月29日，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CFF）“战疫中的基金会”项目组特别专访了远在美国的何道峰先生，请他从中美抗疫对比观察、中国公益行业反思、坚守公益的策略方法以及对年轻公益人的建议等方面，作了分享。现将专访稿件完整分享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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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 | 吕全斌 整理 | 冯倩 史成斌 排版 | 胡葵玉
要点速览
一个真正的公益人，一定是个世界公民。公益从来都是跨国界、跨种族、跨语言、跨文化的。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是做不了真正公益的。
宏观来看，从2008年到现在，整个中国公益行业除了一些技术层面的进步外，包括政策导向和体制改革以及深层的自由结社以推动私力介入公共事务的公益基础，我都看不到进步，我看到的恰是退步。
“理想在世俗的泥泞中行进”这句话今天依然适用。因为满地泥泞，才需要真正的公益；因为满地泥泞，才需要那些有理想的人去坚守。
这种同时跟社会进行妥协以取得资源又要坚持公益价值取向的两难折磨，便是对一个公益机构领导人最大的挑战，也正是这种两难的挑战使你成长和成熟。
事实上有很多公益组织在解决社会问题，也有很多组织在制造问题，这就是行业生态，而且这是任何一个行业的现实生态。直面这种现实，是为了惕励我们从那种普遍性虚幻的概念期盼中摆脱出来，做好我们自己所在的组织。
一个国家实现法治，既要重视立法，更要维护所立之法的权威。公益界应该动员行业里面的各种资源，倡导维护《慈善法》权威，推动国家出台细则，让《慈善法》真正落地执行，这样才能保护行业的有序治理与健康生态。
以下为专访全文
01
CFF ：
何老师，您好。您前段时间支持国内的疫情防控，近期也在积极参与美国的疫情防控工作。最近美国疫情发展很快，从国内新闻来看，好像美国现在有点慌乱，您的观察是什么？美国社会组织响应疫情跟国内比起来有什么不同？
何道峰 ：
我们在谈中国慌了乱了、美国慌了乱了的时候，需要有一个明确的主体，否则就会陷入难以讨论的境地。这个主体是民众？政府？非政府？企业？还是股市？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从美国人的角度来讲，就我现在看到的资讯和情况，现在不是慌了的问题，而是很多人到现在（3月29日）依然不以为然，这可能是问题的根本。
我们活在资讯中，活在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之中，如果没有他者，就不可能构成社会。我们和千千万万的他者之间靠什么连接？靠资讯来连接。是保证自由的资讯供给，还是企图不给人自由而真实的资讯供给，是很不一样的概念。从美国的价值观和制度设计来看，他们认为资讯透明是第一位的，让每个人知道真实的情况，然后由各种社会主体按自己的自由裁量权作出判断和行为选择。因此，真实的资讯供给和社会主体的自由裁量权，是讨论问题的两个重要维度。
纽约一角
* 图片来自于网络
从政府这个主体角度讲，我认为特朗普在前一阶段是有疏忽的，但这不意味着有疫情的资讯不透明。美国疾控中心CDC开始警告疫情会大流行，并且各学术机构都公开发布了疫情人际传播的数学模型之后，美国政府才采取了逐步升级的管控措施。但他们不可能采取中国模式，原因是政府没有这么大的不受限制的自由裁量权。评价这两种模式的优劣并不简单，需要加进评判标准、时间跨度和价值观体系这些维度，非常复杂。今天就不谈了。
特朗普开始的疏忽，有很多原因，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对全球化的今天人口自由流动有利病毒传播的风险估计不足。仅从我们中国来看，SARS的时候，在国际间行走的中国人加起来不会超过500万人，现在包括新移民、留学生、国际旅游人口，每年跨境流动人口将近1.2亿人次。在这种世界格局下，只要是人传人，你就没办法挡住它。所以美国发展到现在这个状况，特朗普1-2月肯定是疏忽了，最近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转变，白宫包括一些地方政府确实有些忙乱。
纽约为什么这次成为武汉之后的世界感染中心，因为从国际流动性和辐射力讲它依然是世界第一都市。中国人在大纽约地区常住人口超过60万人，年访问量数百万计，意大利人在纽约也是一个很大的族群，整个欧洲与纽约千丝万缕，韩国和日本亦然，因此以为暂停中国与美国的航班就阻止了病毒的传播，回头看确实过于天真。另一方面，纽约的过度流行与美国宗教世俗化从而个人极端自由主义相关，从纽约年轻人远高于全球的感染率就能看出来。年轻人觉得这个族群没太高机率感染而不愿意牺牲自己的社交自由。这种极端自由主义可能会摧毁你的父母和你的家庭。你有权利去行使自由，但你没有权利摧毁他人。这种个人主体的极端行为确实是造成美国当下这种感染数学模型过高波峰的一个原因。
纽约市民在医院外等候采样筛检
*图片来源法新社
这两个维度的思考可以看出美国的防控模式，CDC找专家制定个人和各种社会主体与政府主体必须遵循的指导手册，建议每个主体按这个指南来行动，总体上来讲政府主体的响应是系统性的，各种社会主体如学校医院社区协会等等也是协同响应的。但是有些个人主体可能不看这个手册，记者上街采访，发现还是有很多人在那里无所顾忌地社交晃荡。美国肯定无法像我们中国政府一下把个人主体都卡在所有的小区里封闭住不让你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你可以说美国政府没有中国政府有效。但是随着资讯更清、模型更清，CDC的防控警示升级，人们的重视程度逐渐升级，社交距离得到更多的遵守，这是能感受到的。
除了政府和个人这两个主体维度之外，各种各样的非政府组织在协同行动。美国社会组织人数最多的是社区组织，你所在的社区会给你发邮件，告诉你现在情况怎么样，社区有哪些规则，要怎么待在家中或至少保持6英尺的社交距离。当然还有各种各样的非政府组织和志愿者团队，会把目光转向弱势人群，如送餐、心理咨询等等。社会动员始终是以公民主体和各种非营利组织为核心的，政府没有多少权利强制你去怎么办，包括紧缺物资生产和供应在内，社会精英们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而采取横向整合行动，如Elon Musk最近去造呼吸机，“MyPillow”公司停止生产枕头而生产口罩等等。
至于救助层面，我们看到的还是比较有序的。美国的医院系统依然是世界上最强的系统之一，无论千人拥有的病床数、负压隔离床数、急救病床数、医生护士人数依然排在全球前列，医学和药物科学的能力当然不用多说。另外美国还有大量的战舰医院和战地医院系统作为后备，不大会出现医疗系统的崩塌。可是由于供应链的全球化，如口罩和呼吸机等瓶颈式医疗设备和消耗器材乃至某些药品会是大问题，这说明全球像曹操的大船是锁在一起的，谁也无法独善其身。
总的来说，我们中国的管控模式几乎是自上而下的垂直整合模式，社会横向整合的力量有，但很小。美国的管控模式则是横向整合为主，政府的纵向整合主要体现在秩序维护和信息系统的公共透明化。它不是一个完全垂直整合的系统，而是一个平行整合为主、垂直整合为辅的社会。这是我目前观察到美国防疫的情况。
当然，全球的科学研究都在加紧进行。这场COVID19疫情短期内是结束不掉的，很大可能长久与人类共生，任何单一国家讨论这场战役的输赢还为时过早。因为要么不通航，只要一通航，病毒又找到宿主带着跑了。我们寄希望夏天来临，夏天病毒活性会小一些，但是并不意味着到了夏天它就会像SARS一样消失掉。它可能转移到南半球，下一个冬天又回来了。人类最后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有三：一是快筛保护通航；二是有治病的特效药降低治愈成本；其三是研发出疫苗最终管住它。舍此之外，别无最终出路和赢家。
02
CFF ：
中美两国在应对疫情过程中有很多摩擦，包括特朗普之前多次称“中国病毒”。很多评论文章也说这次疫情后世界格局会发生变化。您认为，疫情再继续下去，可能对中美两国关系甚至整个世界格局产生怎样的影响？
何道峰 ：
关于说“中国病毒”这件事，其实是一个资讯问题。你看崔天凯大使接受采访就很清楚，这件事由推特外交引起，是有前因后果的。像我这样一个民间无足轻重的人，说话尚且如此慎重，如果提高到国家外交层面，更应该慎重处理资讯，没有确凿证据的话还是不应该随便说。我倒不觉得疫情会很严重地影响中美关系，但是如果对疫情资讯的宣传不适当，一定会导致中美关系走向恶化。我当农民的时候村民们经常说：“饭可以随便吃，话不可以随便说”，这是农民都知道的常识。长期背离常识行事，一定会积累出大问题。
事实上，中美关系也不是简单钱的问题，我们有些人总喜欢一种思维，老是把事情拉到唯物主义层面，除了利益，没有什么公共价值取向的一致性。但所有事情真的是这样的吗？可能不完全是。如果我们把所有事都回归到这个层面来讨论，中间就没有是非曲直，也丢失了公平正义的准则。公民个体、公司、公益组织、政党、政府、政治领导人等，人类花费了数千年才用生命与历练锻造出的概念差别，都被搅拌混淆在“国家”这个概念中，并被拟人化成了利益主体，只服从丛林法则、成王败寇。如果采用这种思维方式，哪里还有公益的立足之地？哪里还有人与人之间公共价值取向的共同追求？
赢和输就像股票市场，看你拉多长时间来看，如果你把视野拉到5年以上，讨论输赢才是有意义的。我儿子小时候跟我下围棋，他就只知道吃我的子，我说你就知道吃子，他说我吃了你的子我就赢。但是你虽然吃了我的子，你却损失了布局的时间，等到在时间中你吃掉我10个子的时候，你整个棋盘上的位格都没了。所以赢和输急于在那么短的时间里作出判断吗？那么短的时间，那么一两个回合的赢，是真的赢吗？
无论是个人、组织，还是一个国家，你用多长的视野看问题，就决定了你的格局，也决定了你的心态，决定了你长久而言幸福不幸福。你把事情放到瞬间来讨论，就没法找到理性的参照标准。如同跟蝉讨论，蝉的生命一共15天，生下来就不停地歌唱，一直唱到死，根本听不见这个世界别的声音。按庄子说的“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也是这个道理。因此时间视野决定一切，很多关系要从长远来看。你们这一代年轻人不要急，中美关系是一个事关每个人也事关世界的长久大事。
国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总体上有三种。第一种是地缘冲突，有地缘才会有领土争端，进攻才会方便。第二种是亲缘性的，缘于种族文化的分割与整合。第三种是价值观的冲突。我们古人讲的远交近攻，就是从地缘学的角度来讲的。今天的世界很复杂，但是长久来看，到底中美之间的根本冲突是什么？这是你们这一代要把握好的，不要很轻率地掉进民族主义的情绪里。虽然你可能感觉很好，你平时受的那些气，你在社会上感到不适的那些问题，都可以暂时在爱国主义的人际情绪互动感染下，找到很好的发泄口和移情处。可是坦率地说，这丝毫不会增加你作为一个人生命价值的含金量，也不会因此而增加长久的幸福感，移情归处依旧空。
从长期来讲，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最后到底往哪个方向走，是需要大家共同去寻找的。这件事情包含着很深层的东西，我们一个人不等同一个民族，一个民族不等同一个国家，一个国家不等同一个政府，一个政府不等同一个政党，一个政党不等同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不等同一个公司，一个公司不等同一个公益组织。还是要把人类文明积淀的概念详分细缕，通过辨析而追求藏在混沌概念中的真理，并且要用一个长远的历史眼光来审视这些被找寻到的真理，狂沙淘尽，直探到金，才可能回到真正的人类理性，而不致太轻率地掉入到那种狭隘的民族主义陷阱之中。上世纪三十年代，黑格尔的狂热崇拜者们就曾经通过运动与清洗方式，将这些迥异的人类文明之概念相混淆，煮进一锅“大日耳曼”狂热复兴的民族主义烂粥，给人类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历史的教训我们要耳提面命，代际提醒。
* 图片来自于网络
还有一句话我要说，作为一个公益人，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公益人，你一定是个世界公民（world citizen）。如果你是一个偏狭的民族主义者，你所做的公益慈善要打大大的问号。因为公益从来都是跨国界、跨种族、跨语言、跨文化的，是一种陌生人之间普世性、共同性的神圣关爱，如果不跨越那些狭隘的藩篱，怎么能做好公益呢？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是做不了真正公益的。
至于疫情之后的世界格局，恐怕过去四十年的全球化模式，可能面临终结的危险，国际化公益模式也将面临全新的挑战。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心态，是否有面对真相的勇气，是否有坦诚的胸怀与信心，处理好资讯的真实而不是计谋，在真诚的互动中去危中见机，化危为机。从这个意义上讲，处理好中美关系的确是很重大的考验。
03
CFF ：
关于时间感，如果拿这次疫情和2008年汶川地震相比，从这12年整个社会组织发展的时间维度来看，包括基金会在内的社会组织或公益行业有没有进步？结合您在基金会论坛2018年会提到的现代性，它在推动人和国家的现代性中，您觉得有没有变化或者有什么不同？通过这次疫情，能否带来一些现代性的进步？
何道峰 ：
你要我讲实话吗？如果讲实话，往回看，2008年是我们中国社会组织、公益行业环境最好，也是方向最明确的时候。在这次疫情中，我就做了两件事，一是最初通过阿拉善SEE给武汉医院捐了20台呼吸机，二是通过湖南弘慧教育发展基金会和凤凰网给1800名贫困学子捐赠了上网课的电脑、流量和网课。本来想做大点的事，但是看到只允许红十字会和慈善总会做，我就意识到没法做了，因为救灾回到2008年之前的官办垄断。只准亲儿子在球场上打球，这本身就是历史的大倒退。
如果更宏观地来看，从2008年到现在，有几个方面我们看到现在比那个时候的变化，这些变化是否可以定义为“进步”，涉及方向的定义，值得商榷。这些变化是：第一，现在注册的基金会数量肯定比那时候多很多。第二，捐款数量比那时候多了一点点，2008年汶川地震捐赠近760亿元，去年全年捐赠大概1000亿元出头。第三，网络捐款多一些，捐款技术复杂一些。2008年那时候我曾经在很多场合讲，10年以后，5000亿元乃至1万亿元的捐款规模是可以期盼的。后来我就不敢说了，因为我看到趋势或者说方向发生了大的逆转。
除了上边所说的技术层面的变化，其实整个公益行业包括政策导向和体制改革，以及深层的自由结社以推动私力介入公共事务的公益基础，我都看不到进步，我看到的恰是退步。譬如说救灾，2000年之前是绝对只能红十字会独家垄断的，由于加入WTO之后要跟国际接轨，后来出现慈善总会，其他组织则打擦边球做一些。中国扶贫基金会一直在“与国际接轨”的政治语境中学习打擦边球，2002年成立了“紧急救援部”，经过抗击水灾、旱灾、冰雪灾害的积累，终于将救灾宗旨写进章程并得到民政部批准。2008年汶川大地震时，中国扶贫基金会经过千辛万苦的努力和民政部领导的支持，终于挤破了中国特色的救灾垄断：“允许中国红十字会、中华慈善总会以及中国扶贫基金会等有救灾宗旨的慈善组织，接受捐赠参与救灾”。后经公益界在雅安地震、玉树地震等灾害救助中的共同努力，终于在2016年通过的《慈善法》中去除了这种救灾垄断与不平等的组织歧视。
可是，这次疫情又回去了，你可以看到历史回到了一模一样的从前。如果救灾和做公益、做慈善变成某些人的特权，你觉得这个国家还有公益吗？还有慈善吗？强制掌控和分配资源有特权，连做善事都有特权，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公益方向？我看不明白。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用行政命令就可以替代和否定《慈善法》，更是程序正义上的大倒退。
当然，你所看到的结局会出现你所预期的景象，有特权的亲儿子不可能争气，大家都看出来了，凡垄断的地方必然产生腐败。这个事情早在200多年前，发明今天市场经济这套运行原理的哲学之父洛克就讲得很清楚：凡垄断必产生腐败，自由竞争是一切清廉的前提。财产不可公有，权力不可私有，一经财产变成公有，权力必然私有。
像青年马克思所设想的，建立了公有制，就解决了一切的问题。但是马克思自始至终认为人性是自私而贪婪的推论基础没有改变过，于是就出现了内心的两难处境。老年马克思常常在心中叩问那青年的马克思先生，当初你认为人是普遍自私而贪婪的，这个认识与公众现实的观察没有什么分歧，但是请问，实现了公有制下控制公有财产的那些人，他们是怎么解决自私与贪婪的人性问题的？如果他们拥有了公有财产支配权，但是他们又是自私而贪婪的，这不比私有制更可怕吗？私有制是靠自由竞争机制来制约人性的自私与贪婪的，大的公共事务通过纳税交由政府解决，琐碎的公共事务通过自由结社形成的慈善公益组织去解决。这样的社会，便可以不走极端而与人性基础实现妥协平衡。如果你把财产变成政治权力的附庸而失去为其负责的主人，请问这些“政治权力之人”怎么能从自私贪婪的人性中走出来？如果走不出来，他们如何能负责任地处置这些资产而又不动凡心走上腐败之途？在这种制度安排中去反腐败，大概率事件是抽刀断水水更流。老年马克思当然不可能在没有实践反观中想那么透彻，但发现这种内在悖论很折磨他，因此他数次无不揶揄地对恩格斯等人说过，“你们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我不是”。
这可能有点扯远了，但我想说的是，看进步与否，方向最重要，技术则无足轻重甚至反向助力。方向反了，技术越高，水平越高，跑得越快，离目标越远，这不是什么高深的理论，而是一个常识，不是有个故事叫南辕北辙吗？小学生都知道的故事。在后退的方向上，公益人和公益组织的自保与发展都要问政治正确了，欲问政治正确，那还有多少的空间和自主权去自我决定？这就是为什么在这次疫情中越大的组织越变得不够活跃了。越草根的越勇敢，越有钱的越胆小，越有名的越畏葸，是不是这样一个局面？每一个人心里都洞若观火。这就是说你有此问的内在心结，也是我心中的最大忧虑。
当然，我说这个不是让你们失去信心，因为“理想在世俗的泥泞中行进”，这句话今天依然适用。因为满地泥泞，才需要真正的公益；因为满地泥泞，才需要那些有理想的人去坚守。拉长时间的跨度来看，一切都会成为过去，一切都会成为历史，因为任何人都不可能是神而始终只是一个有限物。
04
CFF ：
您在基金会论坛2012年会上讲“稚嫩的肩膀，沉重的使命”，您认为中国公益是早产的，很多原因跟制度有关，这导致第三部门很难在它本就很小的空间里面去做出更多有为的事。在接下来的路上，如果我们真要去做那种能推动现代性的工作，除了在世俗泥泞中坚持的信念感之外，您觉得还有哪些策略或方法，能让大家比较有信心地继续走下去，更加接近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第三部门？
何道峰 ：
那时候我讲稚嫩的肩膀是指非公募基金会的肩膀，因为我认为中国的官办基金会不代表未来，这也不仅仅是我的认为，而是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决定。改革开放是40年前中国成功吹响的号角，这个号角就是要抛弃中国前三十年走过的那些错误道路而跟国际接轨。1999年加入WTO之后，改革开放就不仅是经济制度要跟国际接轨，而是社会组织、公益组织等整个社会性制度安排都要跟世界接轨，融入世界文明的潮流。也因为这个国际接轨的历史机遇才使我有机会去中国扶贫基金会推进官办GONGO的改革，我们公益组织要按国际公益组织的方法和制度规则行事，因此官办社会组织要去行政化，这是中央、国务院深化改革与开放的重大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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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历史的大趋势中，2004年颁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放出了非公募基金会这支真正基于自由结社原则生发的民间力量，因此才有了那副“稚嫩的肩膀”。我那时为什么说你们的肩膀很稚嫩，是因为官办基金会和官办社会组织太强大，但它不代表未来。谁代表未来呢？那些在自由结社基因上成长起来的组织，它们虽然小而稚嫩，但担负着代表未来的历史重责与使命，即便小而稚嫩也终究会长大。这个世界就是这样，代表未来的事物，小的会长大，弱的会变强；不代表未来的事物，大的会变小，强的会变弱，谁也挡不住那种内生而又富于神圣关照的强大且绵长的力量。
当然在今天这满是泥泞的历史语境中，非公募基金会和草根NGO面临着双重夹击：一方面有来自于政策层面的夹击，政策导向让这些组织的目标变成了仅仅是筹钱，仅仅是去做抹眼泪的事，别的大范围社会需要的公益事务不能做，还得遭受官办NGO垄断行业资源的挤压，空间变得越来越小。另一方面，在这种形势下，产生了很多附属在公司之下带有诸多商业考量的企业基金会。一些公司附属的基金会其本心未见得都发心于真正的公益，而是从商业的社会广告效应来考量推动的，这又构成了另一重夹击，使其腹背受敌，挑战愈大且增。
如果从微观组织领导人的方法论角度来讲，我觉得最核心的是要知道公益的价值源头到底在哪里？公益的核心价值观到底是什么？如果你找到这个东西，你真的决定热爱它，那么你就能在漫长的煎熬中愉快地坚守。我经常问你们中的人有多少年的打算？至少10年吧？如果不是一个更长时间的打算，如果你只是为了一份就业，我对很多人坦率地说，你还是离开吧！哪怕有一天你再卷土重来。但如果你有要在行业中坚守十年之久的打算，我说的方法论才会对你有价值。
在这次疫情中也有很多非公募和草根人在冲锋陷阵，我做的也不过是那天涯海角一根草，尝试着离开我在中国扶贫基金会带了二十年的团队去草根。我看疫情中韩红做的事就想哭，还有燃灯计划、卓明公益、饭圈后援、阿拉善SEE等等，令人感动。还有远在异国他乡的各种华人校友会，几乎把世界各国货架上看得见的口罩都买回驰援武汉和中国。很多公益人都在做事，都在费尽心思纾困解急。我们这个社会有相当多的苦难，相当多的社会冲突，相当多的内心痛苦，这不是GDP增长就能解决的，而需要自由结社所激发出的公益激情与理性去消解，去缓冲，去抚慰，去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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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真正公益的首要思考，就是要去寻找并找到社会的真正痛点。你不能像我现在这样只说话，我现在已是一个退休的老人，听得见死神敲门的声音，在等待着那一天去真情地拥抱她，人的物理性总有走到尽头的那一天。我只能在道边为你们唱歌与鼓掌。你们的公益生命刚刚展开，因此要倾心尽力去寻找和发现社会的痛点，因为只有找到令你心灵震颤、欲罢不能的社会痛点，才可能找到你对社会痛点的公益解决方案。很多同志做公益常常有很高的理想，但是不能具体化到社会、到行业的细节中去发现、挖掘并找到社会痛点，就是最大的魔障。社会结构中哪个地方痛，哪个地方就有公益需求。因此你只有找准了社会痛点，才可能循着痛点的逻辑去破解它从而提出解决方案，在这个过程中，你的公益运营模式就会逐步浮现出来，你也就一定能找到捐赠人的支持，因为捐赠人和你一样具有人类所共有的同理心。
其次要问的是，这些痛点跟你经历中的痛苦是否有关，从而是否能激活你心中的社会理想。如果你很在乎去解决这一类型的社会痛点，为此坐立不安，那么祝贺你。这时就需要追问第三个问题，你有没有相关领域的一些必要经验，是否有一种解决问题的直觉。假如你觉得有这种解决问题的内在冲动与直觉自信，那么再次祝贺你，你可以进入到第四步，去寻找同样细分市场的同行，作简约式的行业扫描，通过访问案例和分析把技术性环节弄明白，这样你大概率能把你发现的社会痛点转变成一个非常初步的解决方案草案。继续祝贺你，转入第五步，你这时候要考虑作最初尝试的资源从哪里来，有没有跟你形成互补的好朋友能成为你的合伙人，合作说服、沟通交流与约法三章，如果有文字的信约当然更佳。如果这一步你也能平稳迈出，那就太值得祝贺了，其实你已具备了一个公益创业者的基础素质。接下来的第六步十二万分重要，大多数人都在这一步把路走歪了。我的告诫是：小心翼翼地推进试点；认认真真地记录试点档案；扎扎实实地夯实心理体验；真诚、守信而宽容地对待你的合作伙伴；如果能做到这四点，你就能够总结出一个受益人、捐赠人、内部执行人三方共赢的成熟的业务模式方案了。这样你就可以进入第七步，丰满团队，精炼流程，苦练内功并逐步扩张。
当然这就必然碰到一个漫长的坚守与自我成长的锤炼，你会碰到来自内部和外部无穷无尽的问题，这些问题考验你的信念底线、社会适应弹性、内部文化张力和领导力的自我认知与修正。长期切切实实地坚守公益的本质理念与核心价值观，会变成困难中之困难，挑战中之挑战。我为什么反复讲公益核心价值观的本质和深层信仰源泉？就是因为这一挑战最难坚守。如果你坚守了10年，但是你仅仅是在做机构的捐款数量，从10万元起家，做成1000万元或者做成1个亿，这不是本领，假如最后发现它基于某种方式的社会交换，而不是基于解决社会的痛点，其实你的公益生命最终会走上另外一条无法掌控的道路。所以坚守公益的本质变得十分重要，我宁愿从10万元起家的规模，坚守十年做到2000万元而不是1个亿，但是我这2000万元是真真实实地解决了社会痛点，而且是坚守公益的核心价值观通过平行整合的方式去启发社会，让他们产生了对人的现代性的正确理解，那么你的公益人生之路就很在正道上。
这种平行整合生发的现代性，就是将关注点从“民族”“国家”“社会”这些空洞的大概念上，转移到对个体人的人格关注上，启发构建我们每个人独立自由且平等的人格基础。我们每个人都拥有源于终极神圣关怀的平等自由人格基础，但这种自由平等的人格要对自己的自由负责任，并对他者友爱，这种友爱同样源于人所同源的公共性终极神圣关怀。此种终极神圣关怀使我们对社会中人的本性抱有深刻的怀疑和警惕，警惕他们为了个人的名利权而以邻为壑，警惕他们通过控制权力和话语权而打着多数人的旗号奴役个体人从而实现对所有人的实质性奴役。因此，我们要相互产生一种横向整合以自救、互救的自治心态。只有发育社会的自治才可能将人性之恶约束在我们共同的终极神圣关怀中，从而把自有人类以来滥用政治权力之暴力这匹脱缰野马关进现代文明的程序正义之笼子，让中国进入现代化文明的状态。现代化是由一个一个的个体人构成的，没有每一个个体人的现代性人格支持，中国的现代化是不可能实现的。
所有的肢体暴力都始之于语言暴力。当你在微信上随便爆粗口骂人的时候，其实相当于你已经在出拳打人了。语言是用来沟通与交流的，交流是为了表达出你的道理，不是为了击倒对方。除你的认知之外其他人有另外种种不同意见的存在，应该让它存在并得以表达。这就是一个社会具有个体人独立自主之平等人格的核心体现。如果只有一种判断、一种声音、一个观点，这种判断、声音和观点必属于强权者，其他判断、声音和观点必被打压，乃至使多数人逐渐变成只讨论活着的动物，失去了平等的自由人格。这样的国民人格基础，怎么可能建成一个现代化的社会？
有了独立和自由的基本人格，我们才会去讨论并争取平等。讨论平等的问题，我们才会要求有一种公共的制度安排来保障平等，维护公平。这不是在社会竞争中谁赢谁输的问题，而是人在社会竞争中如何赢如何输的问题，是赢得公平不公平的问题。譬如俄国大诗人普希金被他的对手枪杀这一事件，但是普希金死而无憾，因为那是一场决斗，决斗是双方在那个时代共同遵循的一个解决问题的方式，基于这种方式来解决双方之间无法调和的分歧，是那个时代大家都认可为公平的程序正义。因此普希金和他的对手都写好遗嘱，愿赌服输，家人不得复仇，这就是公平。有了公平，假如你不遵守，参加决斗最后你被打死了，你家人去复仇，这就要受到公共机构的处罚，这个处罚就是维护公正或曰正义。
所有的自由、平等、公平、正义，它是从自由出发的，从独立的自由人格出发的。如果没有个体独立和自由的人格基础，那还讨论什么社会的人人平等和公平正义呢？这个社会需要我们去培育现代性，我们要做具备现代性的人，否则，任何时候我们都可能被强权者用多数人的名义把少数人给牺牲掉，把每一个个体给牺牲掉，这也太恐怖了，最终会把社会搞成人间地狱。这样的社会生活，完全不值得人过。
05
CFF ：
从行业角度来讲，应该如何把原来我们曾经共享的一些价值观，比如人的现代性等，重新拿回来，以什么样的方式再慢慢变成现在大家共享的价值观？我们应当怎样重新设定议程，重新定位价值观，让这些议程能影响行业尤其是新生的基金会？
何道峰 ：
在当前形势下，因为当大环境的变化，垂直整合急剧强化，我们每个人都面临着很大的压力和对安全的恐惧。这种恐惧会让我们避开那些比较艰难的话题，然后去寻找一种更容易的技术性方法，所以就产生了中国人所谓的变通。但其实在大家变通的从众行为过程中，我们就慢慢迷失掉了，因为变通到一定程度，你的认知也会发生习惯性跟进，时间长了，整个社会的平行整合与自治的价值准则也就消失掉了。
像你们基金会论坛这样的组织，慢慢你可能也会觉得自己应该是这个行业的领导者而不是一个服务平台，这是不对的。中国几千年的垂直整合文化，流淌在每个中国人的血液中，随时随地准备复活，顽固得很。你们要时刻明确地告诉自己，“我们只是一个基金会组织的第三方服务平台”，这样才可能坚守住平行整合的价值理念，否则当困难的时候，那种“被招安”和“修成正果”的垂直整合价值理念，就会从你的血液中甦醒，侵入你组织肌体的DNA，借尸还魂。
如果你坚守服务平台的价值理念，你就要继续回答，你到底为谁服务？我觉得作为基金会论坛，你们特别应该善于发掘那些价值观相近和守得住公益底线的基金会，让这些组织之间建立一种联系，让他们来抱团取暖。抱团取暖不是所有人抱在一起。人或组织的连接有三种道路，一种是血缘的，一种是地缘的，还有一种是靠价值观连接。历史证明第三种连接最牢固最持久，如果大家没有共同的价值观，你硬要让他们抱在一起，其实是取不了暖的，反而肯定是相互都刺伤了。所以回答为谁服务的问题，确实是一个大挑战。
* 图片来自于网络
当然生命总是在两难处境中寻求出路。一方面你要生存，因此需要找一些资源，没有资源你就无法活在当下；另一方面你要代表未来，这又需要坚守你内在的公益价值取向。这种同时又去跟社会进行妥协以取得资源又要坚持公益价值取向的两难折磨，便是对一个公益机构领导人最大的挑战。而也正是这种两难的挑战使你成熟和成长，坚持10年，此剑可成。
如果是从行业的角度来讲，这样的机构领导人就是火种。有一些人能做到，哪怕很少，就能够连在一起在时间中去燎原，形成代表未来的历史力量。不要去看现在谁大，谁声音高，谁呼喊得厉害，谁有更多资源可以呼风唤雨，你要看他是否代表未来。
代表未来的力量靠价值观连接在一起去持续坚守，历史才可能在未来中真正发生变化。这个过程会让你心中非常煎熬，但这就是公益的本质，正是这种煎熬让你变得成熟，让你变得最后无论经历怎样的泥泞都能往前奔跑。
06
CFF ：
这些年，行业生态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从原来以草根为主、非公募基金会包括境外机构来资助他们，到现在互联网筹款比较多，好多草根机构有的没了，有的转型成为新的社会服务机构。这次对基金会在疫情工作的反思，有人认为基金会给予的支持不够。您认为，公益行业内部基金会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关系应该如何重新建构？另外，前段时间我们专访中国公益研究院王振耀院长，他说在政社协同当中，社会组织应该更主动一些。一个内部关系，一个外部关系，在这样的环境下，应该如何去做这些关系的调试和互动，让行业能够更有力量或者更有策略地走下去？
何道峰 ：
行业生态确实越来越差，战略趋同，全能型组织太多，造成行业中各组织之间没有足够错位，也就没有足够互补，人人都想成为全能型，骄纵之风盛行。这个问题根源很深，前边都分析了，保持耐心和努力，慢慢来吧。
至于行业内譬如基金会论坛，还是要揭示问题，还是要发声，不能绕。最后大家都想用“绕”的技巧来解决社会的问题，殊不知这个世界最后决定胜负和输赢的，不是绕的技巧而是直面问题。无论是一个人、一个组织还是一个国家，绝对不可能完全靠“绕”的技巧来解决问题。我不相信照现在这种绕法能把中国绕成一个现代化国家。我们虽然是一个个很弱小的人、一个个微不足道的人，但是我依然可以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坚持不绕。譬如讲如果没有自由结社，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公益基金会，就不可能有真正现代化的公益组织。这个核心原则就不能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结社的自由，不是宪法里写的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也写进去了吗？譬如垄断必然滋生腐败，也不能绕，要揭示，要讲真话。
当然行业联合发声也是必须的，但一要找准契机，譬如汶川大地震谁有救灾权，玉树地震反对将非政府组织的募款打入青海省政府的账号，雅安地震发布行业自律宣言等，都是一种发声尝试。现在也有这样的契机啊，如疫情中红会垄断导致的舞弊与公益无效，韩红的孤立无助，李文亮之死等等，但要抓住时机，及时行动，过了那个语境，势能就不在了。其二是要把握在建设性的度内，把握好政治敏感度。其三要注意技巧，别企图把几千家基金会都统进来，部分行动就能达到效果了。也可以动员学者或第三方联合发声，反映行业紧迫问题与公共诉求。
“战疫中的基金会”项目组互动
提问 ：
何老师好。我2016年加入这个行业，一直在基金会论坛工作。我们一直被“灌输”一个观点：基金会是社会创新的发动机，好像基金会身上背负了一种特别大的责任感。现在中国有80多万家社会组织，基金会才有7000多家，从各种捐赠体量上来看，基金会也并不是那么有优势。您怎么看待基金会跟整个公益行业的关系，基金会能够代表公益行业吗？如果不能，为什么我们还要赋予它这么高的期待？假如这种期待不能实现的话，又该怎么办？
何道峰 ：
当然不能说基金会代表整个公益行业，这是不能代表的。公益生态中最大体量的应该是协会，或者说协会应该是公益行业里面的第一大组织体。比如说每一个居民小区都应该产生一个自治的协会，这种协会几乎涵盖了所有公民，因为没有一个人不住在社区里。当然这不是讲中国的现在，我是讲中国的未来，未来公益中协会的数量是最大的。如果所有人都在他的社区有这种公益义务的履行与奉献，志愿精神就不难找了，捐款也就不难找了。当然除了社区内的协会，还有很多行业自律自治的协会，当然不是指今天这把全行业所有的人统起来官办的弄权协会。除了基金会和协会，还应该有学校、医院以及各种各样的第三方支持与社会服务平台。因此如果这个行业只有基金会，公益行业就永远是幼稚的，其行业生态也是非常脆弱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推动行业生态的宽化与深化，本身就可以成为基金会论坛的使命。
第二，千万不要去简单化滥用数字，要深入研究数字背后的意义。上次我在纽约跟一个名片看起来很令人肃然起敬的人交流，他在国际会议上讲中国有80多万家公益性社会组织，这话说起来很好听，一些老外不加思索地愕然。会后我问了他，你想过80多万个公益组织这个数字的含义吗？他说没想过。我说：中国只有1000多亿元的捐款，你有80多万家公益性社会组织，这意味着平均每个社会组织每年只能得到12-13万元或曰不到两万美元的捐款。人家会想你们国家那些社会组织是怎么运行的呢？靠什么活下去呢？他的脸立刻就红了。中国基金会的行业现状又如何呢？
每个基金会当然应该肩负着一个自己认定的使命，但不是所有的基金会都有自己清晰明确的使命。这好比在经济领域，我们说企业家是社会创新的引领者，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也是就业和税收的贡献者。但是每个企业家都能担负这些经济责任吗？中国每年每注册10个企业，10年以后9个都消亡了，只有一个能活下来，9个都是要被淘汰掉的。同理，成立那么多基金会，其中很多基金会就是要用来被淘汰的。没有一个社会可以排着横队往前走，我们加入到这个行业的组织中，无可避免地要去参与竞争，也许做10年以后我们会成功，也许我们就死掉了。所以，不能对任何一个取得某种时代流行概念的东西，赋予那种不加区别、不切实际的普遍性期盼。
但你可以期盼的是，基金会论坛作为一个服务平台组织，可以去寻找和发现有价值的基金会，寻找代表未来的基金会，促进他们的协作与优化。如果你找到了这样的领导人，找到了这样的基金会，有宗旨，有使命感，有梦想，且治理健全，那么祝贺你。哪怕今天这样的基金会只有5%，没有关系，如果在你的平台支持与服务下，这个比例数字能够增长，你发现他们能抱团协作增长到6%、10%、20%，你这个平台的使命就很成功了。很多人觉得我们第三部门在解决社会问题，似乎所有的社会问题就被解决掉了。事实上有很多公益组织是在解决社会问题，但也有很多组织在制造问题，这就是行业生态，而且这是任何一个行业的现实生态。直面这种现实，是为了惕励我们从那种普遍性虚幻的概念期盼中摆脱出来，做好我们自己所在的组织。
提问 ：
何老师好，我有一个关于慈善领域法律和政策关系的问题。《慈善法》立法的意图是放开直接登记，但是2016年8月两办《关于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依然要求稳妥4类组织直接登记，接下来制定《社会组织登记管理条例》，方向应该是什么？
何道峰 ：
你是做倡导的，那你应该动员行业里面的各种资源，倡导维护《慈善法》的权威。一个国家要实现法治，当然要重视立法，更要维护所立之法的权威。如果法的权威还不如“通知”，“通知”又不如领导的即兴讲话，这个社会的法治系统肯定有大病了。
如果说我们当下公益界最大的问题，就是有了一部《慈善法》，但是把它束之高阁，放在一边，没有很好地执行它。也就是说，颁布了法律，但是某些公权力在带头违法，这就是今天中国公益界的全部问题。如果立了法又不执行，请问政府的权威在哪里？所以公益界应该通过两会进行公共倡导，推动国家出台细则，维护《慈善法》的运行，让《慈善法》落地执行，这样才能保护行业的有序治理与健康生态。
比如红十字会这个事件就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历史契机，你们就可以发起一个行业倡议或者两会提案，通过一些渠道上书领导，让他们意识到发这种通知违反了《慈善法》，所以引来这么大的麻烦。说服领导将着力点放在贯彻《慈善法》上，或许这种倡导就能改变行业状况。
提问：
何老师好，两年前，您在基金会论坛苏州年会上提到，您退休后会做两件事，一件是做一些有意义的捐赠，另外一件是回到阅读和思考上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您刚才讲，这12年可能看不到太多进步，而是看到一些退步，那您认为我们国家公益行业有没有必要来一场思想大讨论？
何道峰 ：
我没问题，首先我认为这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现在的问题不是技巧问题。新一代的人上来，无论是他们对现代技术的熟悉程度，还是他们自己在现实里对很多问题的把握，我觉得都不用操太多的心。因为中国人的聪明和勤奋，提升自己，教育自己，这些方面在世界上都是出类拔萃的，根本不用担心。但是问题就在于，我们不太相信我们看不见的东西。而所有的思想、原则，我们的信念以及后面的信仰，都是看不见的。
春秋战国时期，我们的哲学家讨论问题从来不讨论看不见的东西，把看不见的东西的讨论全都排斥掉了。但是古希腊的讨论却只讨论看不见的东西，认为一切我们可以看见的东西终将逝去，都是不值得去珍视的。唯有那些藏在看得见的东西之后的invisible的东西，才是真正的存在，才是值得我们去追求的，才是值得我们用生命去珍视的。所以中国缺的就是这种尊重看不见的东西的精神。如果没有对那个看不见的精神的追求，我们每一个人都只是一个动物而已，折腾点钱，养家糊口，娶妻生子，然后人死如灯灭，唯有儿子物理性血亲传承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都为看得见东西奔忙一生，但是从来没有去尊重过，真正从心中敬拜那些看不见的东西。所以你们要组织这个大讨论，我觉得是非常有价值的。
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什么？我们都知道说是联产承包，联产承包前面核心问题在于平反冤假错案，没有大规模地对那些地富反坏右的平反，邓小平都出不来，习仲勋也出不来，刘少奇也出不来，所有被打倒的老一辈的革命家都出不来！所以，大平反才是比联产承包和解放思想更重要的一个东西，因为它把我们过去颠覆了的常识再颠覆回来。但是什么样的东西赋予了平反以拨乱反正的力量？这源于一场哲学的讨论，可以说是对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的讨论，叫做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尽管这个哲学命题过于实用主义了一些，但正是这场哲学讨论，才让我们走出了“两个凡是”的误区，从哲学上明确让一切东西来接受实践的检验，这样才树立了整个中华民族对改革开放必须对看不见的这一哲学的最高尊重，叫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才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数十年的历史征程，才有今天这些看得见的物质繁荣。今天可能又到了需要讨论那些看不见的哲学原则的另一个关键历史时刻。
提问：
您能不能给年轻公益人一些鼓励的话，或者是一些建议？
何道峰 ：
在时间的长河中，人是微不足道的有限物，不值得崇拜。像我这样一个老者，能感觉到自己的物理性之我逐渐走向衰亡，怎么让自己的精神之我，做好足够的准备可以欢欣鼓舞地去拥抱物理性之我的死亡，而不是在那一刻来临时痛苦地挣扎和哭泣，乃是我今后生命的第一要事。第二要事，便是让自己在人世间更加宁静地思考和探寻绝对真理，如何在余生中争取去理解、接近和融入绝对真理，实现终极关怀的神圣关照。剩余的时间，顺便做一些有意义的捐赠，顺便把我自己的生命成长过程中所获得的经验与教训，转化成有机缘之年轻一代成长的肥料。这是我在很多种场合反复讲的生命规划。像乔治城大学中国公益机构领导人能力培训班，便是这样一种尝试。
在社会的代际传递中，我那一代人很不幸也很幸运地经历了几乎所有的时代难题，看到人被饿死、人被整死以及文化大革命所有的荒唐，改革开放以来的繁荣与沉沦，灾难、动荡、煎熬与欢欣鼓舞。我们每一代人都会面临着时代的难题和个人的困境。你必须去面对这个过程，学会去拥抱时代的苦难，拥抱挫折和这个时代的两难命题，因为正是时代的两难命题对你煎熬与挫败，才能让你明白了生命的意义和你为何去终身追求相对真理从而追求绝对真理，同时也让你学会在技巧上如何去跟社会相妥协与相适应。
我常常愿意把问题的真相剥开给大家看，真相从来是很难看的。《红楼梦》里讲，跛脚道人最后送给了贾瑞一面宝镜，正面看是心仪的凤姐的裸体，但背面是一具骷髅。多看正面，则命休矣，多看背面，病可治愈。可是现实中的贾瑞忍不住诱惑，他总是要看正面，因为那是他心仪的凤姐，他没有得到的人，最后他就死于非命了。生命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我把骷髅面打开给大家看，并不是要打击大家的自信心，而是说我们要真诚地面对这个时代的难题，同时也真诚地面对我们个人的处境，然后在解决个人处境的过程中，别忘了去观照时代的难题，这样才能在你心中留下烙印，不断归纳出一些属于你自己的逻辑来，这样，你的生命在积累的过程中慢慢会变得更加充满激情而富于理性，实现自我完善的幸福。
这个生命历练的过程，只有依靠你自己来完成，没有人能够替代你。但是我作为一个老者，始终在这里，不更名不改姓，不增光不减色，当你们找到我，我都会倾听和尽己所能地助力你。我希望在这个时代，你们应该首先把自己个人的问题解决好，同时在社会的诸多两难命题中持续追问，并最终寻找到你自己和社会之间公益连接的答案。不知道这些话能不能给你们带来鼓励。
-End-
— 何道峰先生在两届年会的演讲 —
基金会论坛2018年会演讲
基金会论坛2012年会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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